1941年底的最后几天，中国在印度的政策多少有了些改变——虽然这改变大部分人看不出来。

甲军群依旧维持原本的对印政策，就是基本不去干涉印度人的宗教和生活习惯，与印度土著上层婆罗门、刹帝利等阶层合作，华军只在军事上摧毁印度的盟军，而且把原属于英印殖民当局的资产转交给当地印度人。

但印度人需要在战争期间帮助华军作战，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和人力补充。

中国后勤军给占领区内每一个村镇制定军需供应标准：按照村镇的人数和土地规模，印度人按时供应定额粮食、人力和畜力——印度人不愿意用牛，不过他们可以提供马匹或者大象。

华军自己的长途补给运输主要依靠铁路和船运（沿恒河航线），短途主要使用汽车，不过还需要大量人力畜力来修路，或者修建机场，除此之外，人力还可以用来装卸货物。

由于甲军群一直行进在印度经济富庶、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刘伯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食品是本地直接补充的——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主要是肉类、食用油等副食，这方面印度供应量太少，华军只能从本地获得少量鸡肉和羊肉，因为印度教徒不吃牛，穆斯林不吃猪，刘明昭又命令部队一定尊重当地风俗，所以，猪肉、牛肉制品还得从别的地方运来。

孙珵的乙军群，政策方面做了少许调整，华军方面不再进行强制土地改革，而是根据当地印度人自己的愿望允许其实施自治——实际上，按照华军之前内部商议的结果，贡土尔本来就是强制土改的最后一站。

只不过，孙珵仍然不同意已土改地区改回原来的模式，反而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任何阻碍土改的人，不管是婆罗门刹帝利还是达利特，一律予以处决。

此外，华军还是严厉禁止一切不符合自己道德观的事情，凡是烧寡妇、性暴力、以及保留非法神女的庙宇，一律予以最严酷的惩罚——通常是指枪毙，偶尔情节特别严重者甚至恢复旧明时期的刑罚，比如腰斩、车裂、凌迟，以震慑不法。

同时移风易俗的行动还要涉及更多方面，举个例子，华军要求所有印度村庄必须修厕所，不允许随地大小便。

还要求保持水源清洁，不允许向水源地投掷杂物垃圾；强迫印度人实施灭蚊运动，大力打击蚊子、苍蝇、臭虫、血吸虫、老鼠等疾病源，以遏制流行病、传染病。

不得不说，这样做虽然引发印度土人的反抗，不过对部队也不是没有好处——乙军群的士兵们坚定的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对于共产党思想浓厚的讲武堂军来说尤其重要。

另外，部队的防疫工作也比必须尊重当地风俗的甲军群好太多了，甲军群一度有超过20%的士兵处于伤病状态，而在乙军群，这个数字是7%，而且还在继续降低。

当然，由此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乙军群不可能从印度当地获得足够粮食补给和人力支援，否则他只能强抢。

所以孙珵不得不一直沿海岸线行动，这样可以利用华军在孟加拉湾的制海权，直接把物资航运到自己手中，避免陆路运输的麻烦和浪费。

由于中国方面确实没有占领印度的想法（虽然经济殖民是少不了的），所以华军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印度本地军队的建设。

甲军群方面，随着刘伯承连续取得两场歼敌四五十万的大胜，并且完成对德里的包围，配合他作战的印度自由军兵力迅速膨胀。

1941年的最后几天，刘伯承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次详细调查，回报给亚联参的结论是：甲军群有48万华军、4万朝鲜军、2万扶桑军以及多达62万印度自由军，合计116万人！

唯一的问题是，印度自由军缺乏重武器：华军拿走了缴获自盟军的全部卡车和火车头，朝鲜人和扶桑人挑走坦克和大炮，印军则只剩下小口径火炮、迫击炮和各种轻武器。

所以刘伯承对印军的战斗力很是怀疑，他也只是把这些人当成最普通的治安军使用，或者干脆就是用来壮壮声势。

刘伯承发现，印军中最有用的部队其实是仪仗队，每当占领一座印度城市，精心挑选过的，人高马大的印度自由军仪仗队穿着花枝招展的印度传统服饰，扛着步枪列着整齐的队伍招摇过市，总能引起街道周围普通印度百姓围观欢呼。

当然，随着印军兵力的膨胀，新印度政权高层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加深。

这一方面是因为尼赫鲁、钱德拉·鲍斯等人对中国分裂印度的不满——印度人有把整个英印当成一个整体的想法，而对中国来说，既然要民族自决，那么不能只给印度人自决而不给尼泊尔人、曼尼普尔人、孟加拉人或者别的什么民族自由的权利。

因此，在印度独立政府正式挂牌成立之前，原英属印度已经独立出十几个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权，他们是：尼泊尔、锡金、不丹、孟加拉、阿萨姆、曼尼普尔、那加兰、米佐以及正在筹划的锡克、锡兰。

即使不计算殖民时期也属于英印的缅甸，印度这块地方也要独立出至少十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明显有把印度一分为二，以及在印度河流域建立一个独立穆斯林国家的想法。

这些独立的国家无论大小，都将建立完整的国防军体系，人口最少的锡金也要准备至少4000武装人员，华军负责派遣军事顾问和教官，提供全套华式装备。

为了保障锡金的安全和权利，锡金还允许中国境内的吐蕃人自由移民居住——历史上锡金是吐蕃地方政权的附庸，现在也不过是回归常态。

华军并不指望这些国家的军队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中国希望他们能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维持独立地位，以遏制新印度国家的发展，为今后中国更加深入的渗透南亚次大陆提供方便。

因而，表面上中国并没有让这些国家加入北约，而是让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所谓的“不结盟运动”国际组织（还没独立的锡克、锡兰并未加入，印度、孟加拉也暂时没有加入，因为他们按照协议要派兵参战，只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加入北约），对外宣称他们在北约和盟约之间的大战中将保持中立，实际上他们是套在印度脖子上的项圈。

中国做这种安排，并未刻意瞒着什么人，印度高层自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尼赫鲁、钱德拉·鲍斯等人因此与中国逐渐产生了很多矛盾。

另外，处于英国囚禁中的印度独立运动精神领袖甘地，对于中国的做法和安排也是非常不满。

他称中国的民族自决是对印度的犯罪，中国与英国殖民者没有任何不同，因而号召印度人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范围扩大到中国占领区——按照甘地的意思，印度人不应该与英国合作，但也不应该与中国人合作。

可惜，精神领袖始终只是精神领袖，各地土财主土王公更是不可能听他的——80度线以西的印度显贵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捞到不少好处，他们自然会继续与中国合作。

以东的显贵受到严厉打击，他们自然会武力反抗，不会遵循什么非暴力理念。

在这里，孙珵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成立了独立于印度政府之外的印度人民军。

这支部队以印度共产党为骨干，充实分到田地后，愿意接受移风易俗的低种姓和贱民，完全打破种姓制度隔离，建立真正的平等国家。

这只部队成立之处只有4000人，不过随着戈文德教授等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努力，部队兵力正在迅速扩大——总有些年轻人不愿永远处于被欺压的地位，把希望寄托于往生的。

而戈文德教授认为在武装穷苦人的身体之前，应该先武装他们的头脑，因而在孙珵的帮助下成立文艺宣传队，在华军和人民军的武装护送之下到各个乡村穷人们中间宣传打翻旧世界，宣传新世界的理念。

印度人民军的发展让印度高层非常愤怒，比分裂印度本身更加愤怒。

这件事甚至还引发了国内的很多不满——国内资产阶级认为孙珵在培植造反者，特别是对穷人充满同情的讲武堂军，很多人甚至认为将来战争结束，讲武堂军这样的队伍很可能会回国造反。

不过孙珵完全不为所动，他本人的权威不低（陆军上将，母亲又是勋贵兼大资本家），何况孙笑和孙氏家族也不是好惹的。

所以国内汹涌的舆论可不敢涉及到孙珵这位孙家嫡子本人，只是旁敲侧击的话，至少现在是无法动摇孙珵的意志的。

而在国内，内阁诸位大臣认为，区区几千所谓的人民军根本起不到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就算那思想传回国内，又能翻出什么浪花不成？

何况中国本来就有共产党公开活动，人家也正经八百是合法政党，在议会中有席位，甚至有人入过阁的。

传统华夏文化精英对自己的文明就是这么自信。

他们绝对不会相信共产党能够引起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对此也就缺乏警惕性。

实际上，就连孙笑也觉得现在的共产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力的关系，中国的共产党缺乏斗争经验，若是把印度得来的经验拿到中国来比然会水土不服，毕竟中国可没有种姓制度桎梏，底层人民也不像印度那么痛苦。

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较高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就很容易被对外扩张吸引目光。

不过，事情总要一步一步来，一百年无法建成理想社会，那就多花几百年。

中华史不绝书，一点点试错下去，最后一定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不管那条道路到底是什么，最终胜利的一定是中华。